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娱乐至死

引入

创作背景

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电视媒体的兴起,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电视的娱乐性、碎片化的表达方式排斥了思考与逻辑,将一切文化内容都转化为娱乐的附庸,使人们逐渐沉溺于娱乐至死的状态。尼尔·波兹曼关注并深刻理解了主流媒介变革对大众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他指出,媒介具有定义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并认为不同的媒介倾向性将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波兹曼对比了印刷媒介时代的“阐释时代”和电视媒介时代的“娱乐业时代”,强调电报在两者之间的衔接作用,导致人们进入了一个充满大量无关信息的世界,信息的传递方式和人们的行动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电视的出现加剧了这种状况,使得人们不断制造各种问题来应对无用信息的泛滥。

乔治奥威尔的《1984》警示着外来压迫的奴隶化,而《美丽新世界》则探讨了人们逐渐爱上压迫的可能性。奥威尔害怕强行禁书,而赫胥黎担心失去对读书的兴趣。奥威尔担心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受制于痛苦,而赫胥黎认为享乐会使人失去自由。简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痛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我们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媒介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传播学中,"媒介"(medium)通常指的是用于存储和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或平台。根据定义,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Medium is the Message)理论进一步强调了媒介本身对信息传递的影响。他认为,媒介的物理特性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传播信息的方式,从而影响了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这一观点揭示了媒介与信息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媒介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媒介也就是技术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麦克卢汉认为在我们的文明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得到了什么信息,而是用什么媒介获取的信息,因为你要到的目的地总能到达,你要得到的信息总能得到。但我们如何抵达如何得到才是关键。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观点,抒发情感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话语符号。

“媒介即隐喻”就是《娱乐至死》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命题。波兹曼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进一步指出,媒介不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隐喻,具有强大的暗示力和文化力量。

每一种媒介都通过其独特的符号系统来定义和塑造现实世界。例如,电视作为一种视觉媒介,通过图像和声音来传递信息,这种方式使得观众更容易被吸引和操控。因此,媒介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通过其隐喻性质来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模式。

媒介即隐喻(Medium is the Metaphor)

尼尔波兹曼认为,造成娱乐至死原因是媒介技术的改变。

技术——媒介(图示)

媒介依赖于技术发展,那么何为技术,技术是中立的吗?

技术是中立的吗? 过往的科学界中普遍持有“技术是中立的,使用技术的人才具有立场。”这种观点。但作者认为,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那么,如果以技术媒介的视角来看,枪炮拥有反阶级的意识形态。印刷术毁灭了宗教的霸权,所以从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中立。

媒介即隐喻的核心观点就是,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在改造我们。我们选择的媒介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媒介,就通往什么样的结局。(图示)并不是我在使用技术,而是技术在造媒介使用我

新媒介诞生,文字至死,以及电视机如何毁灭我们

波兹曼认为,随着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美国社会从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这一变化导致了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和深度转变为庸俗化、碎片化和娱乐化。

“语境”的意义以及重要性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 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 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波兹曼对“语境”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探讨。首先,他指出电视作为一种媒介,其传播特点(简短、分散、画面化)导致所传递的信息缺乏连贯性,缺少真正的语境。这种伪语境的现象使得观众无法形成完整的认知框架,从而逐渐丧失理性认知能力。

信息过剩:信息——行动比

在传统的口头文化和印刷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其可能促成某种行动,而没有和行动关联的信息被视为无效。然而,随着电报和其他数字化媒介的出现,这种平衡被打破,导致了信息过剩的问题。

在现代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变得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虽然这种多样性推动了信息的流动和分享,加强了受众的参与和互动,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信息过载和筛选困难,使人们在海量信息中寻找有价值信息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此外,虚假信息和误导的传播可能对受众的认知和决策产生负面影响。

波兹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信息是无用的,最多只能提供一点谈资,而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种现象反映了信息-行动比的严重失衡,即信息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实际作用,从而导致了注意力被割裂和时间管理上的混乱

信息的意义在于促成某种行动,但在现代媒介环境中,这种关联被削弱,导致人们在面对信息时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行动。他认为,电视媒介造成的伪语境不仅影响了公众的认知能力,还改变了社会的文化语境,使得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变得普遍。在传统的西方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语境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不可接受的,但在现代媒介环境中,这种思维方式却变得越来越普遍。

只有在一个完整的语境中,人们才能形成正确的认知框架,避免被无意义的娱乐内容所迷惑,从而保持理性和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