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偏见，抑或为预见？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前见”是理解者在认识一种事物之前对事物的先行判断或者理解。

有时，前见有助于提前认识事物，成为预见。

有时，前见妨碍全面认清事物，成了偏见。

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并非始于空白，而始于前见。这不是人类理性的缺陷，而是认知结构的先决条件。我们不可能跳脱经验、文化、语言与记忆的共谋张力去认识一个对象。前见因此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或缺。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拥有前见，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它。前见的命运——是沉沦为偏见，还是通向预见——取决于主体处理它的方式，而非它的内容本身。

前见可视作一种认知初始设定，是在尚未充分理解前，依据既有知识、情绪和文化框架对事物进行的预设性判断。它本质上是思维的默认路径，是认知的省力机制。在信息过载与时间稀缺的现实条件下，前见提供了某种应激式的理解捷径。然而未经反思的前见极易在重复中固化，在投射中膨胀，最终退化为偏见——一种自我封闭、僵化的认知立场。

偏见的生成并不总是因为价值判断本身错误，更关键的是主体“对前见的自我封闭”。即使初始判断相对合理，但若被绝对化、身份化、道德化，便会丧失开放性与修正的可能，陷入一种对理解的控制欲中。偏见往往不是由于看错了对象，而是拒绝再次看它。

相比之下，预见并非“正确的前见”，而是被审视、被拆解过的前见。它是在时间、经验与距离中沉淀出来的判断力，是一种将“认知冲动”延迟而成的洞见。卡尔维诺曾言：“想要看清尘世，就应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距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自觉的间离，为的是在判断发生前先判断自己。

这一点在当代尤显重要。算法时代制造的信息茧房正将前见自动化、机械化、人格化，我们沉溺在定制化的世界中，被自己的投射反复包围，误将熟悉当作真理。在此语境下，批判性距离不再是思维的奢侈，而是认知伦理的底线。不拆解前见的结构，人就只能被自己驯化。

要让前见升华为预见，唯一的可能是认知主体自身的更新：不断反思其理解的前提，不断校准其判断的节奏，不断拆除其情感的遮蔽。这意味着一种存在上的不安定，也意味着认知上的谦卑与警惕。托尔斯泰、李叔同、冉·阿让这些人物的伟大，正在于他们不仅修改了判断，更重塑了自我。在战胜偏见的过程里，他们经历的不是认知的转向，而是人格的裂变。

前见不是终点，而是入口。它最终成为光源还是迷雾，不在于它照亮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逼视它的阴影。真正自由的认知，始于我们有勇气推翻自己的第一个答案。